9月9日，广西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莲花镇蒲源村的蒲源小学，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山区学校。“老校长”丘继明扎根该校30年从未离开，他的父亲和妻子先后患重病，但他仍鼓励、教育学生，使无数山村孩子考上名校，走出大山。他的学生覃艳玲本科毕业后，毅然回到这所山村小学，从“老校长”手上接过接力棒，如今也当上了“校长”。

　　□县级教育部门将借调锻炼过的教师安排到各学校领导班子中，从而使行政命令进入学校更为顺畅

　　□尽管教学和管理骨干流失，但为了获得“关照”，乡校不得不暂时“忍痛割爱”，因为最后或多或少都会获得“隐性回报”

　　□在村落社会中，农村教育体系仅仅作为“人才抽水机”而存在，是整条教育生态链中价值位阶上的“最末端”

　　农村教育发展的核心因素是教师，只有拥有了一批稳定的教师队伍，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才会有成效。作为教育行政部门显然也很难阻挡教师向城性流动的洪流，因此一系列公共政策设计难以避免会在强制性调控的基础上，保留必要的向城性疏导特征。但在实践中，教育行政部门自身也面临重重困局，这些困局的缓解，最后又助推了乡校中农村教师的发展危机。

　　笔者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在展开全国大样本调研基础上，笔者深入中国西部农业县——四川芥县，开展为期半年的田野工作，反思底层社会中的乡村教师为何悬浮于乡土社会？

　　大量农村青年教师成了“考试专业户”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民办教师是农村教师的主体。其中，代课教师又占了大部分，尽管他们在身份上没有被纳入国家的编制体系之中，但是在教学性质上仍然隶属于国家行政化教师序列体系之内。因为这批教师文凭相对较低且教育教学水平不高，同时城乡二元的制度性区隔也使自由迁徙的农村教师主观意愿并不强烈，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在村落中的文化优势也使得他们各自在农村中的社会地位总体较高。

　　尽管农村教师身处国家行政序列中的最末环，但相对而言，教师队伍还算相对稳定。随着国家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的提升，质量问题被逐渐推到前台，通过公招和清退的方式解决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问题，同时通过公招、特岗、支教、交流等多种形式，大量引入毕业于正规大学的毕业生服务于农村学校。这种方式有利于快速实现“双高普九”，但这批在城市中接受正规化教育的农村教师，也具有了更多向农村外溢的选择空间，再加上工作环境、社会舆论、收入待遇以及农民分化等多重外在因素的刺激，农村教师职业吸引力不足。

　　笔者对四川芥县的调研发现：大量农村青年教师仅仅将这个岗位看作是一个暂时的“过渡岗位”，他们对提升自己教育教学水平并不感兴趣，反而成为了寄居于乡村文化城堡中的“考试专业户”，只要能进城，各种考试他们都会去争相参加。